第522章 官场 (第1/2页)

我们现在人都知道，具体负责税赋收缴、诉讼案件、上传下达这些具体事务的胥吏是官僚系统的‘神经末梢’，它在政治活动中的实际地位是要超过其在官僚系统中的现实位置的。
　　
　　神经末梢不够通达，政令就不通畅，上面十分的努力到了他们手里就剩一分的功效。
　　
　　但在明代，关于胥吏当官这种事，基本就是没啥前途和希望，这是总的特点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并不是说没有胥吏转任官员的。
　　
　　虽然太祖皇帝多次下令，胥吏不准参加科举，但不准当进士，不是说不能当官，只是朱元璋觉得让什么罢闲官吏、娼优之家参加科举，实在是上不得台面，所以他是把这些‘底层’人士的科举机会一齐抹杀了。
　　
　　但洪武建元，国家草创，正是用人之时，而且他杀了多少官啊？
　　
　　所以在洪武年间，吏员不可以考科举，但可以做官，用什么办法，那是八仙过海、各显神通。
　　
　　第一个不让吏员当官的是永乐皇帝。
　　
　　永乐七年，太宗召见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，问其出生，其中二十四人为进士，还有洪秉等四人为胥吏。
　　
　　于是他申谕吏部：用人虽不专一途，然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，宜用有学识通达治体者，诏：自今勿复用吏。
　　
　　洪秉等人就特别的倒霉，莫名其妙见了一趟，就被太宗皇帝给贬黜为序班。
　　
　　这是鸿胪寺的一个官职，具体负责朝会和宴飨等礼节，和御史那是天壤之别。
　　
　　不过那也不一定是坏事，碰上永乐这种残忍和强势的帝王，御史过于聒噪，说不定还会被他一刀砍了。
　　
　　然而要说明的是，永乐七年的这个圣旨，是不让胥吏当科道官员，其他官员还是可以当的。
　　
　　不过对于胥吏的政治前途收紧这一趋势是没改变的。
　　
　　到宣宗朝以后，即便转仕成功的官员，也基本不会获得重用。
　　
　　而明朝中后期，基本不会见到有吏员转官的记载，大多数还是为杂官。
　　
　　而这些胥吏杂官偏偏还采取就近原则，于本地服役，因为觉得他们长于地方，熟悉乡里，可以成为沟通官民的媒介，有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，促成政务的具体实施。
　　
　　这……也不能说没道理。
　　
　　只是实际当中已经完全变味。
　　
　　而官员的任用，一般是要回避家乡的。
　　
　　所以说官员很难形成威信，老百姓都知道你会走的。
　　
　　真实的情况，便如那位黄四郎——他只是流水的县官，您才是铁打得老爷。
　　
　　许多官员本身也知道自己要走，那么自然懒得去捅一个地方的马蜂窝，只要不出大事，随便下面人整，他主要需要把上司给伺候舒坦了，三年一过，贿赂贿赂，弄个优等什么的，又到别处去当官了，管那么多闲事干嘛？
　　
　　这一套官和吏的逻辑如果理得清楚，就会发现其实一个地方的治理的好不好，真的不是来一个会读书、品行好的知县就可以的。
　　
　　朱厚照对这一套都是清楚的。
　　
　　所以他才问那个问题。
　　
　　如果做官无望，是不是就是一心敛财？
　　
　　而对于杨一清来说，他要考虑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，“胥吏乃末流，自太宗、宣宗、宪宗以来对胥吏入官多有限制。便是知其学识、品行不足为官。胥吏不许科举、不能为官，此皆为祖制，臣请陛下，三思。”
　　
　　朱厚照不是真的十九岁、长在宫里的少年。
　　
　　他内心知道，胥吏的处境越发艰难，关键是有一个群体不接纳他们。
　　
　　这个群体就是官员本身。
　　
　　道理也简单，我寒窗十年苦读考中进士才可以做官，你一个胥吏凭什么也可以和我一样？
　　
　　再者说了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给你们占一点儿，我就少一点儿。
　　
　　所以不管是从面子、祖制以及利益角度来说，开这个口子，绝对会招致整个官僚系统的反对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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